当手术室的门缓缓关闭，门外是家属焦灼的祈祷，门内是一场与死神的无声博弈。而这道门，该不该有一双“电子眼”的注视？11月14日，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里，5个月大的女婴小洛熙在心脏手术后不幸离世。事件的漩涡中心，并非直接的医疗事故认定，而是一个刺痛无数人神经的追问：手术室里，到底该不该有监控？涉事手术间配备了两个摄像头——一个无存储功能的广角全景摄像头，和一个可回放的麻醉车监控。这看似“有”又“不全有”的配置，将一场家庭悲剧，推向了关于医疗安全、医患信任与隐私伦理的全民拷问。
一、 悲剧的焦点：监控的“存在”与“有效”是两码事
小洛熙事件之所以引发海量追问，关键在于监控配置的“模糊地带”。全景摄像头“无存储”，意味着它无法提供事后追溯的关键影像证据；麻醉车监控虽有回放，但其视角和范围有限。这暴露出一个残酷现实：在很多医院，手术室监控并非为了“记录过程以备核查”，而更多是用于实时教学观摩或远程指导。当纠纷发生时，家属渴望的“真相录像”往往不存在。这种监控的“形式存在”与公众期待的“证据功能”之间的巨大落差，是信任崩塌的起点。
二、 激辩天平：一边是安全与透明，一边是压力与隐私
支持手术室全程监控存档的声音认为，这是对生命最大的负责。其一，它能为医疗纠纷提供客观证据，避免陷入“罗生门”，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。其二，它能促进医疗操作的规范化，对医护人员形成无形的监督，提升医疗质量。其三，在发生罕见病例或意外时，影像资料是宝贵的教学与研究素材。
然而，反对的声浪同样强烈。核心在于：监控可能转化为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外科手术是高度紧张、需要绝对专注的创造性工作，头顶的摄像头可能让医生在关键时刻犹豫，影响临场判断。此外，手术过程中患者身体完全暴露，如何确保录像资料不被泄露，捍卫患者的人格尊严与隐私权？这不仅是技术问题，更是法律与伦理的难题。
三、 破局关键：找到“监督”与“信任”的平衡点
一刀切地“全装”或“全不装”都非明智之举。平衡利弊，需要更精细的制度设计。首先，必须明确监控的核心目的应是“医疗质量改进”与“过程安全追溯”，而非单纯的“监督医生”。其次，可以探索“分层分级”管理：对于高风险、复杂手术，或患者家属明确要求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情况下，启动加密存档流程；资料由第三方中立机构或医院特定部门严格保管，设定极高的调取门槛和销毁时限。最后，监控不能替代沟通。完善的术前告知制度、畅通的医患沟通渠道，才是构建信任的基石。监控应该是最后的事实核查工具，而不应成为横亘在医患之间的第一道墙。
四、 超越监控：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
小洛熙的悲剧，让我们追问监控，但答案或许在监控之外。我们追问摄像头，本质是追问医疗过程的透明度、责任的可追溯性，以及对生命至高无上的敬畏。在技术手段之上，完善的医疗质量内部控制体系、独立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、人性化的医疗纠纷处理流程，以及全社会对医学局限性的理性认知，这些“软件”的建设，比单纯安装“硬件”摄像头更为根本和艰难。
手术室，这个生死交界之地，需要的是用制度与人文共同铸就的安全感。摄像头可以成为守护生命的辅助之眼，但绝不能替代医者仁心与制度保障。关于手术室监控的讨论，不应随着热点消退而停止。它值得我们持续思考：我们究竟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医疗环境，才能让医生安心挥刀，让家属放心托付？
对此，你怎么看？你认为手术室应该强制安装可存档的监控吗？或者你有更好的建议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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